热点聚焦 |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其翻译研究

本期热点聚焦内容摘选自《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与传播专栏：

• 被遗忘的戏剧翻译家：熊式一翻译研究（马会娟，张奂瑶）     

•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构建、受制与应对（厉平）       

 

• 中国现代戏剧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张翠玲）

 

• 中国译学研究成果“走出去”现状分析——基于华人学者在11个国际权威翻译期刊上发表英文文章的情况（2005～2013）（ 侯羽，杨金丹）

2016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在海外尤其是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的翻译研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其英译作品和译者研究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2013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其翻译研究” 被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评选为年度中国10大学术热点之一。同年以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为关键词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6项，达历年之最。本期“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与传播” 专栏包括4篇论文：厉平和张翠玲分别研究了中文小说、现代中文戏剧在英美的翻译、出版和接受情况；马会娟、张奂瑶探讨了第一个将中国京剧搬上英美舞台的戏剧翻译家熊式一的翻译活动，分析了译者不同时期的翻译特点和翻译思想；侯羽、杨金丹考察了华人学者在国际翻译期刊上的发文情况。这4篇论文都搜集了较为全面的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客观分析，得出的结论较为可信。相信这些研究对当前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被遗忘的戏剧翻译家：熊式一翻译研究马会娟

马会娟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专著包括《汉译英翻译能力研究》（201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奈达翻译理论研究》（200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国家的翻译和接受”，曾获国家社科后期“汉译英翻译能力研究”等项目资助。

熊式一是20世纪上半期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戏剧翻译家。从早期在国内翻译英国戏剧，到中期英译中国传统戏剧，以及后来自译其英文作品，在毕生的翻译事业中，他尝试过多种多样的翻译实践。他的翻译思想经历了3个阶段：早期翻译字字斟酌、句句落实，追求译文尽善尽美；中期意识到舞台效果在戏剧翻译中的重要性，根据不同文本的地位和翻译目的，在文学与舞台之间做出权衡；后期的自译从译文受众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译入语语言自身的张力，从而使文学翻译成为有独立欣赏价值的翻译文学。而熊式一翻译的《王宝钏》、《西厢记》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所取得的成功，向世人证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翻译出被海外读者接受并认可的优秀译作。

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是如何迈向经典化的厉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曲阜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兴趣为翻译理论、翻译史与翻译社会学。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或参与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在《外语学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中国科技术语》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翻译研究论文数篇。厉平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经典的内外构成因素

就文学经典的构建条件而言，目前西方文艺界大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即将经典的构成条件限定在文学作品内部；一种是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即认为经典是由于外部的因素所发明出来或至少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于其自身的美学条件。国内文艺理论界主张将两种观点结合，构成了文学经典建构六要素：“一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二是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三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四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五是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六是‘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的价值取向。其中，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涵‘自律’问题；第三、四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童庆炳2005：71）和刘象愚（2006：51-54）从内外两方面阐释经典的生成因素，外部因素指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读者的阅读与判断。内部因素指经典的本质特征，即“经典性”，如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可读性等。

童、刘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经典化离不开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童庆炳的分类更加清晰，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内部因素包括该作品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的空间，外部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文学界与文学批评界的肯定和揄扬。笔者认为童庆炳所总结的内外部连接者——读者和发现人或赞助人相对于作品文本本身理应属于外部因素。刘象愚的内外因素说更侧重于外部，即人的因素的研究，内部因素的内涵概述较为全面，特别是实质上的创造性和时空的跨越性为文学在其他文化空间的传播和经典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总的说来，文学经典化的内外因素说可为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生成提供借鉴。但这两种说法都不够全面，鉴于文学和社会的紧密联系，外部因素中还应考虑社会、文化、政治甚至是出版商等因素。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内外因素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内部因素，指经典的本质特征，即“经典性”，涵盖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可读性等。前文已经指出，我们所探讨的是在译入语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了的翻译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原作在原语文学系统中有可能是经典（如《西游记》），也有可能是不为人所知的作品（如寒山诗）。 但可以确定的是，原作一经翻译，在译语文学系统中取得经典的地位。除了具备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肯定、读者的阅读与判断等因素，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外部因素要比单语文学经典化的外部因素复杂得多。试以《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为例。 《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道路足以证明翻译文学经典铸就离不开译作本身的文学性和可阐释空间。1877年，翟理斯翻译《西游记》为A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佛国记》，又称《法显传》），译作包括翻译和注释两部分。1913年，李提摩太将《西游记》翻译为A Mission to Heaven（《圣僧天国之行》），此译本承载了翻译的“以耶释儒”、灵活传教的功能。1923年7月底，翟理斯重译并出版了《佛国记》新译本，新译本的英文书名为The Travels of Fahsien（399－414 A. D.），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1930年海伦•M•赫丝重译《西游记》为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 The Record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ern Paradise（《佛国天路历程：西游记》），属于一百回节译本，同时对译本也进行了宗教阐释。韦利译本Monkey（《神猴孙悟空》），于1942年7月出版，并在1942年11月、1943年、1944年、1945年多次重印，并被转译成多种语言文字，成为《西游记》英译本中影响最大的译本。在1944年，为吸引儿童读者，韦利就将其Monkey（《神猴孙悟空》）一书改编为The Adventures of Monkey（《猴子历险记》），由约翰•戴公司出版。该书仅包括《西游记》前七回（主要就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书中附有插图名家库尔特•威斯（Kurt Wiese）所作插图，对儿童读者颇具吸引力。可见，《西游记》译作不断被阐释为宗教读本、儿童读本，亦有为当时的传教士迂回传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读者娱乐等功用，并得以不断出版、再版，铸就了它在英语世界的经典之路。 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外部因素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前文提到的童、刘两位学者的阐释。首先是翻译问题。对于影响翻译的所有外部因素，都可能成为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外部因素。另外，中国文学一旦被翻译进入译语文学系统，它的经典化又会受到译语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外部因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构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内外部因素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的有力推手，又是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经典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阻碍。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道路见证了内外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英语国家的翻译和接受”（2013XG002）、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CWXJ2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现代戏剧在美国的译介和出版张翠玲

张翠玲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在读，曾担任翻译公司译审，翻译经验丰富，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国国内对中国话剧进行的英译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将曹禺的《雷雨》译成英文的是姚莘农，该译文分5期发表在英文杂志《天下月刊》。随后在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禺的《日出》（1935）英文版单行本。这是最早的两本中国话剧的英译。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外文出版社承担了大部分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任务，在50～80年代，陆续向海外出版发行了一系列中国现代戏剧，其中包括：老舍的《龙须沟》，曹禺的《雷雨》、《日出》和《明朗的天》（1954），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外文出版社选译的这些剧目，虽然数量较少，但却是西方了解中国现代戏剧的第一个窗口，为之后的戏剧翻译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70年代：译介的开始
美国对中国现代戏剧主动进行的翻译和出版在70年代才姗姗来迟，虽然在1946年，曹禺曾应邀到美国讲学，也有作品在美国上演，但当时并没有出版。1949年后，中美关系进入冷战时期，文化交流中断了20多年。7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开始译介中国现代戏剧，主要是以选集的形式出版。就笔者目前查询到的资料看，70年代美国出版了4本中国现代戏剧选集，这4本选集分别是：1970年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Walter Meserve编著的《共产中国现代戏剧》（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收录京剧作品《六月雪》、歌剧《白毛女》（1945）、现代京剧《红灯记》，鲁迅的诗剧散文《过客》（1925）、老舍的话剧《龙须沟》，孙芋的独幕话剧《妇女代表》（1953）、任德耀的童话剧《马兰花》（1955）。 1972年纽约Random House出版的由洛伊斯•惠勒•斯诺（Lois Wheeler Snow）编著的《舞台上的中国：一位美国女演员在中国》（China on Stage: An American Actr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收录了现代京剧剧本《智取威虎山》、《沙家浜》（1964）、《红灯记》，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64）。斯诺选介的这几部作品，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舞台反复上演的革命现代戏，是她在中国看到的现实。 1973年波士顿David R. Godine出版社出版了由John Mitchell编著、Richard E. Strassberg介绍的《红梨园：革命中国戏剧三种》（The Red Pear Garden: Three Great Dramas of Revolutionary China），收录京剧作品《白蛇传》（1947）、《野猪林》（1950）和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这本书除提供每部作品的英文译本之外，还对每部作品的创作背景、上演情况以及翻译策略进行了介绍。 1975年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由Martin Ebon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戏剧五种》（Five Chinese Communist Plays），收录的5部作品都是革命现代戏，包括4部现代京剧剧本:《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1963）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该选集也对每部剧的创作背景以及演出情况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从历史背景看，40年代末到70年代，冷战和朝鲜战争让中美两国的交往中断了20多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打破中美关系的冷战和敌对局面，使双方的文化交流和接触迈开了第一步，而西方也迫切想要了解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文学交流首先走在了前面，可以看出70年代这些选集的出版频率很高，基本上是隔一年一本。70年代美国出版和介绍的中国现代戏剧绝大多数都是60～70年代之间创作或改编的革命现代戏。这是因为70年代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文艺作品都要以革命、现代为主题，戏剧舞台也完全被革命现代戏占据，文艺交流等活动也是由政府主导，因此，不管是美国的主动译介还是中国政府的向外推介，革命现代戏都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80年代：译介新视角
80年代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四人帮”的倒台，国内以革命现代戏为主的演出也不复存在，话剧又重新回到戏剧舞台。这段时期革命现代戏的热潮逐渐退却，美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话剧，出现了第一本译介中国现代戏剧的书。这就是1983年Edward M． Gunn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选》（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 An Anthology）。该选集收录了中国话剧从发展之初到70年代末的16部戏剧作品，以话剧为主。编选原则以话剧发展的历史和代表性特征为主，同时考虑不重复，如曹禺、老舍等作家的作品未收录，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话剧史的地位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们的译本已在别处出现（Gunn 1983: 20）。该选集收录的话剧剧本包括：胡适的《终身大事》、洪深的《赵阎王》、丁西林的《压迫》、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陈白尘的《乱世男女》（1939）、李健吾的《青春》、杨绛的《风絮》（1945）、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1957）、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周惟波、董阳生、叶小楠的《炮兵司令的儿子》（1979）、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1979），现代京剧剧本有：田汉的《关汉卿》（1958）、吴晗的《海瑞罢官》（1961）、翁偶虹的《红灯记》，以及台湾诗人杨牧的四幕诗剧《吴凤》（1979）。 从这本选集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西方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译介摆脱了历史和政治的樊篱，不再是70年代以革命现代剧为主的译介，开始从中国戏剧发展史的角度来着手进行选编和译介。1983年Edward Gunn的选集是第一部从戏剧发展史的角度全面译介中国现代戏剧的英文选集，时间跨度为1919～1979年，也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英译选。

90年代：中国现代戏剧译介小高潮
90年代西方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译介和出版进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期，出现了两本译介中国现代戏剧的选集。
第一本是余孝玲（Yu Shiao-ling）编选并翻译的《文革后的中国戏剧》（Chinese Dram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9～1989: An Anthology）。该选集将目光锁定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时期”，收录了郭大宇、习志滏的京剧剧本《徐九经升官记》（1979）和魏明伦的荒诞川剧剧本《潘金莲》。收录的话剧剧本有高行健的《绝对信号》和《车站》、王培公的《WM我们》（1985）、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槃》、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1988）。这些作品，在编者看来，都是80年代里“最优秀的”，有些是“最具争议的”，如反映中国3亿知青命运的话剧作品《WM我们》，在连排时就引起各方不同的反响，最后被明令禁排。但无论怎样，每部作品，“不管是作为戏剧文学还是作为表演艺术，都有新的突破”，“它们整体上代表了中国现代戏剧改革的新趋势”（Yu 1996: 7）。 第二本是颜海平（Yan Haiping）选编的《戏剧与社会：中国现代戏剧选》（Theater and Society: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1998）。该选集收录的5部作品都创作于80年代，包括3部话剧剧本：高行健的《车站》、王培公的《WM我们》、陈子度、杨健、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1988），1部荒诞川剧剧本：魏明伦的《潘金莲》和郑义、吴天明的电影剧本《老井》（1986）。这5部剧作，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新时期戏剧”。所谓的“新时期戏剧”主要是指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折磨、愤怒和动摇之后，话剧舞台成为人民群众最佳的感情发泄口。这5部作品，“都在当时发表在主流杂志上，并且搬上了主要大剧院的舞台，都曾引起全国范围的强烈反响和讨论”，同时也“涵盖了两个主要类别：传统地方戏剧和话剧”（Yan 1998: 9）。 90年代的这两本选集分别按历史时期对中国现代戏剧进行了译介，都把时间界定在80年代，这主要是因为8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戏剧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剧作家努力探索创作反映中国当代精神的作品，同时又努力保持中国传统戏剧的独特形式，这种“实验和探索使得80年代成为建国后中国现代戏剧最激动人心的时期”（Yu 1996: 7）。

21世纪：戏剧译介的回落 进入新的世纪，美国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译介在数量上不但没有突破，而且有所下降，只有两本选集，这两本选集都出自华裔学者陈小眉（Chen Xiaomei）一人之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话剧的衰落不仅是在中国，在美国从事中国现代戏剧译介的人数也在锐减。 第一本是《阅读正确的文本：中国现代戏剧选》（Reading the Right Text: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2003），收录话剧剧本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1985）、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杨利民的《黑色的石头》（1988）、沙叶新的《江青和她的丈夫》（1991）、张莉莉的《绿色营地的女儿们》（1992）、张明媛的《野草》（1989）。这6部作品中，有5部是第一次翻译成英语，注重于从不同类别介绍中国当代话剧作品，有地方剧、无产阶级剧、历史剧、女性剧和实验剧。 第二本是《哥伦比亚中国当代戏剧选》（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Drama，2010），是第一本最全面地译介中国现代戏剧的英文选集。该选集共收录22部作品，包括1部现代京剧，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中国话剧的开端之日到20世纪末中国话剧经过无数次的发展与蜕变而成熟之时。这22部作品为:《终身大事》、《赵阎王》、《获虎之夜》、《回家以后》、《一只马蜂》、《压迫》、《打出幽灵塔》、《雷雨》、《这不过是春天》、《上海屋檐下》、《风雪夜归人》、《茶馆》、《关汉卿》、《年轻的一代》（1963）、《红灯记》、《车站》、《荒原与人》（1988）、《地质师》（1995）、《切格瓦拉》（2000）、《暗恋桃花源》（1986）、《星光下的蜕变》（1986）、《花近高楼》（1998）。 从以上出版的选集我们可以看出，70年代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美国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戏剧大都是60～70年代的革命现代戏；80年代的译介较少，以话剧作品为主；80年代中国的话剧创作小高峰，到90年代才开始译介。基本上美国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译介比其自身的发展滞后10年左右。

中国译学研究成果“走出去”现状侯羽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翻译研究博士，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兴趣为语料库语言学、翻译研究、中国译学研究成果“走出去”。在国际上出版英文学术专著一部，在国际期刊Meta、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期刊上各发表一篇A&HCI收录论文，在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中国翻译》、《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文学类核心期刊《红楼梦学刊》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葛浩文英译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主持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译学研究成果‘走出去’”。侯羽燕山大学

首先，发文总数和比例不低，后半阶段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发文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期刊上。华人学者共发文224篇，占文章总数的1/7，是同期比利时和以色列这两大翻译研究强国发文总数的２倍（前者为82篇，后者为30篇）。与前4年的发文数相比，后5年整体呈上升趋势。然而，华人学者发文过于集中在Perspectives、Meta和Babel这3个季刊上，而Target、TS、TIS和TR发表华人学者文章的比例都还不到平均比例的一半。另一方面，据本文统计，华人学者此时期发文总数还不到同期内地10个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翻译方向文章总数的1/10，排除国内期刊刊期相对较短因素外，表明华人学者发文数与国内发文数仍有一定差距。朱纯深（2000）曾指出国内译学研究如火如荼，但绝大部分用中文发表，从而造成国际译界对中国译学研究及其成果知之不多。现在看来，这种状况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内地学者不习惯向国外投稿，除投稿意识以外，往往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1）对国际期刊了解不够，不甚清楚其采稿的特点和倾向。2）认为国际期刊对内容和语言的要求更高，录用率低。3）认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比在国内期刊上发表文章周期长。对此，笔者认为向国际期刊投稿不乏有利的方面：1）国际期刊更多关注的是稿件内在的学术价值，而非投稿人的学历、职称、声誉和人际关系等外在因素。2）无论稿件被录用与否，期刊社都会向投稿人反馈同行专家详细的评审意见，这对投稿人来说极为宝贵。 其次，内地和香港学者构成发文主力军，海外学者紧随其后；高产作者较为集中。内地和香港学者发文数均占华人学者发文总数的35％，构成了该时期中国译学研究高水平期刊文章成果“走出去”的主力军。虽然两地学者发文数相当，但后者人均发文数几乎是前者的2倍。海外学者发文数占总数的20％，成为该时期中国译学研究高水平期刊文章成果“走出去”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高产作者（共40人）较为集中，虽只占华人学者总人数的1/4，但发文数却占到了总数的一半还多。这些高产作者中香港作者占到了一半，发文数占所有高产作者发文数的一半还多。以上情况说明，香港译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远高于其余四地，而内地在高校、英语/翻译研究者数量上的优势并未转化为在国际上发文数量的优势。香港译学研究国际化程度高是不争的事实。香港高校在馆藏英文图书、学术期刊订阅以及数据库资源方面首屈一指。绝大多数香港翻译研究学者有在英语国家受教育的背景（如黄国彬、朱纯深、李德凤、李忠庆等）、学历层次高、英语书面表达能力较强，熟谙国际学术规范。Flowerdew＆Li（2009）指出香港学者积极向国际权威期刊投稿有3个动机：一是为满足其所在院校科研评估的需要；二是为了使更广泛的读者能够接触到文章的内容；三是为促进自身科研水平的提高。 再次，文章题材涉及面较广，但各类题材的比例不甚均衡，某些类别比例较低。华人学者文章涵盖了“笔译”“口译”“专门用途翻译”3个题材，囊括了“理论和思想”“描述性”“应用性”等具体类别。但是，“笔译”题材比例偏高，其余两类题材比例偏低，这可能主要受中国译学研究以文学和笔译翻译为主的传统影响；另一方面，“描述性”类比例较高，而“理论和思想”和“应用性”类比例偏低。 就“笔译”题材而言，发文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和文化翻译理论、语言学和文化翻译研究、翻译辅助技术、翻译教学与培训等领域，这些领域很大程度上与国际译学界近几年普遍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一致（李红满 2014）。然而，华人学者发文鲜有涉及其他国际热点研究领域，如翻译伦理、全球化、翻译与身份认同（李红满 2014）。相比之下，国内译学界虽早已广泛涉足翻译伦理和全球化研究领域，但较少关注翻译与身份认同。随着Translation and Identity和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mericans的相继问世，翻译与身份认同成为了国际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它包括翻译在国家建构、国际政治和军事冲突的社会性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译者职业身份和角色定位、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这两部著作出版至今已有数年时间，遗憾的是华人学者和国内译界仍未对这一热点领域给予及时和足够的关注。 就“口译”题材而言，发文集中在“描述性”和“应用性”两类，较少涉及“理论和思想”类。前两类内容较为多样化，主要包括口译技巧、语言学现象的转换、教学、培训和评估领域。相比之下，国内口译界不仅对上述领域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还很注重理论研究。穆雷、王斌华（2009）通过分析国内30年口译研究数据，发现国内口译研究的发展态势集中体现在口译理论、口译技巧探讨、口译教学（训练）、口译质量评估与口译证书考试、语言转换问题的研究上。国内口译研究的另一个发展态势是开始注意跨学科的借鉴，尤其是借鉴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视角（穆雷、王斌华 2009）。国际口译界目前研究内容集中在口译策略、口译质量、口译培训方法和模式上，研究视角已由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向社会、交际和意识形态过渡（Yan et al. 2013）。这一跨学科的多元化研究视角未能很好地在华人学者的文章中体现。 就“专门用途翻译”题材而言，发文集中在“描述性”类，仍较少涉及“理论和思想”类。国内商务英语翻译研究的现状也具有类似的特点（石春让、白艳 2012）。另外，此类题材研究内容仅涉及10多个专业领域，这相比于国内此类翻译研究的涉及领域较为有限，未能很好地展现国内专门用途翻译研究的实际水平。伍志伟等（2014）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国内专业类翻译研究期刊文章涉及新闻、外宣、法律等36个领域。另一方面，华人学者发文虽然涉及字幕和电视剧配音，符合国际译学研究的趋势（Remael 2010），但没有涉及国际上所关注的其他核心课题，如面向失聪者和听力障碍人士的字幕翻译、声音描述等（冯佳等 2014）。 最后，总体上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口译研究侧重定量研究方法。“笔译”和“专门用途翻译”题材文章均以定性研究为主、以定量研究为辅。口译研究正好相反，这与国际口译研究由主观推测和实践经验总结逐渐向以数据为基础的客观描写和实证分析转变的趋势相一致。Yan et al. （2013）通过对2000年至2010年9份国际翻译期刊上口译研究论文的调查，发现采用客观描写和实证研究方法的文章所占比例高达81％。而国内学者在口译研究方法上却重规定、轻描写、缺乏实证研究的应用，缺少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穆雷、王斌华 2009）。这表明华人学者应有意识地采用客观描写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以顺应国际口译研究方法转变的趋势。 建议针对华人学者，尤其是内地学者，在国际权威翻译期刊上发文存在的不足，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夯实中国译学研究高水平文章成果“走出去”的基础，加快中国译学研究成果“走出去”的步伐：第一，支持和鼓励更多翻译和语言学师生及学者向国际期刊投稿。第二，扩大投稿期刊范围、增加选题新意、扩宽研究视野、完善研究方法。第三，多方面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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